小楼月圆

白玉堂下火车的时候，冷风迎面吹了过来，钻进他的鼻腔刺激得眼圈发红。有人路过，问他:“老爷子，这是回家了？”
“嗯。”
哈尔滨的火车站，修成了一个钟表的模样，建筑的正中央，还有一个很大的表盘，白玉堂看着时针和分针重合，然后叮叮当当地响。于是满广场忙忙碌碌的人停下来一秒钟，看一眼大钟。
白玉堂默数着，一，二，三……
数到“八”的时候，身后有人叫他:“白叔。”
白玉堂几乎要认不出来卢珍了，五十来岁的人，穿着棉袄，围着围巾，头发被风吹得七零八落。但他还是白玉堂的侄子，白玉堂仍能从他饱经风霜的眉眼里看到大哥当年的样子。
算一算大哥，也走了二十多年了。
卢珍搓着冻僵的双手，要去拎白玉堂的行李，白玉堂摇摇头，只递给他一个皮包。
皮包，拐杖，这是白玉堂全部的家当。他就像一个刚刚落草的孩子，张着空荡荡的双手来面对这个世界。
卢珍接过了皮包，不是很重却也有一些分量，像是放了一本书，接着他又去搀扶白玉堂，卢珍看出来白玉堂的腿已经有些不太利索，也许是哈尔滨的气候太冷，也许是陈年的旧疾又复发了，也许是这个老人将最后一点压稳他生命的砝码递给了他。
但白玉堂甩开了他的手，很大步地向前走过去。
因为过于灵便，显得有些刻意。
卢珍急忙跟上了他的五叔，脚步倒是没有这位长他二十多岁的长辈灵活。健步如飞和步履蹒跚，有时候和年龄好像也没什么关系。白玉堂想着，又迈了一步，膝关节便钻心地疼了一下。零下十几度的气温里，白玉堂的额头见了汗。
最后还是卢珍搀着他上了车。
在出租车上坐稳了的白玉堂低着头，鼻子以下的地方都埋进了毛线织就的围巾里，花白的头发便因为这个姿势有那么一两缕垂了下来，在他眼前晃了两晃。
卢珍坐在他旁边，看着他，伸出手去帮他梳好那一缕头发，然后搂着他的肩膀，和他头靠着头，“五叔，咱回家了。”
白玉堂把鼻子也埋进了围巾里，闷闷地应了一声。

白玉堂发现卢珍有一个很大的家庭的时候，有些局促。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联系过这个侄子，也不了解他的近况，于是当大门打开，看到男女老少聚满一屋时，白玉堂慌了，他带了一身风尘仆仆，闯进了一个其乐融融。
卢珍扶着他，搀着他进门，唤着孩子们来接过手里的皮包和拐杖。
人们好奇地看着这位远来的叔公，或许好奇的目光中还有算计和品评。
白玉堂坐在沙发上，手里端着一杯茶，沉默着，沉默着。
他眼角的冰霜还没有化开，很多人被冻得退避三舍。
孩子们一个一个散了，最后屋子里只剩下卢珍的大儿子——和他父亲一样木讷寡言的人——有些疲惫地收拾房间。
屋子里静了，白玉堂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在住处确定下来之前，白玉堂暂时住在卢珍家。
卢珍家里只有他和他的大儿子，多了一个白玉堂，也没见得多热闹。
白玉堂征用了卢珍的书房，捧着茶杯坐在落地窗前看书，看累了一转头，眼前是林林总总的高楼大厦。
书房有一棵长得很好的文竹，被盘成了酒杯的样子，一圈一圈，镂空着，什么酒都装不进去，于是白玉堂用它做了拐杖支架，压出了一条小小的裂缝，摸上去有些剌手。白玉堂弯着腰，摸了一遍又一遍，麻木的指尖才慢慢地做出反应。
书房有一个挂钟，样式很老旧，整点的时候会铛铛铛的响，于是白玉堂数着，一，二，三……有时候会慢半拍，怎么追也追不上。
卢珍的二儿子把白玉堂的房子跑了下来，在一处僻静的街区，不是很高的楼层，但带着一个阁楼。
装修的时候，白玉堂问卢珍要来了那个挂钟，卢珍最开始有些不同意，不是心疼东西，是送钟不吉利，但白玉堂却说:“迷信。”卢珍只好闭了口，给他把钟挂在了客厅。
白玉堂将一切装修从简，然后将积蓄剩下的部分给了卢珍的二儿子，央他买书回来。
孩子没乱花钱，买了几大箱子的书，还给白玉堂打了一个书柜，实木的，很结实，能装很多书。
白玉堂亲手把书排好，一本一本，紧密地贴合着，最后半箱子书是他挑出来的，卢珍的二儿子以为他不要这些书，白玉堂却摇摇头，把书搬去了阁楼，孩子看了一眼，半箱子的书，都是一个人写的。
后来，搬过来那天，白玉堂攥着拐杖，拎着皮包，在房子门口的楼道里站了很久。
他看着蓝色防盗门，就像在看一件陌生的东西。
卢珍的二儿子把钥匙塞到他手里，告诉他，“叔公，您家的供暖和物业我都打点好了，要什么给我打电话就行。”
白玉堂僵硬的身躯给出了一些反应，他点着头，依旧盯着房门。
家。
什么是家？
白玉堂坐在客厅的地板上，放平了双腿，慢慢卷起裤管，苍白衰老的腿部肌肉上，能看见一处经年的旧伤。
那是用棍子打出来的，也许是桃木，也许是杨木，从正面，迎着腿骨，用了十分的力道，咬牙切齿。
白玉堂费力地揉那患处，继续问自己，家在哪？
哈尔滨呼啸的冬风吹来了一层层厚厚的雪花，像棉被一样盖住整个大地，花鸟鱼虫此时都消寂了，只有麻雀还在积雪里啄食。
白玉堂穿得很厚，厚到腿脚几乎不能打弯，僵直着站在楼下看，看人，看枯树，看麻雀。
有晨练的人笑着问他，老爷子，练气功呢！
白玉堂便敷衍着笑一笑，再次垂下目光。
他就像一个根扎在北大荒冰天雪地里的老松，盘根虬结，迎风不动，百花开尽万叶凋零时，撑着一篷深绿的松针，扎那些挑剔的眼睛。
于是小区里有人说，这是个怪人。
“怪人”在一个下午，沏了一壶茶，拎着茶壶茶碗爬进了阁楼。
阁楼很低，光线不好，白玉堂不知道在哪家旧市场淘了一盏油灯，放在阁楼里。小小地吐着昏黄的光。
放好茶壶茶碗，点燃油灯，白玉堂打开装书的箱子，挑挑捡捡拿出来一本，窝在角落里，一字一字的，读。
这是一本诗词历史考，著书人文风淡雅，清晰明了，让人读起来觉得，安安静静。
白玉堂读了小半本书，喝了大半壶茶，油灯里那一点菜油就燃尽了，落日余晖似的，昏昏暗暗。于是白玉堂吹灭了油灯，抱着那本书，像一个孩子一样蜷缩在地面上。
地板很凉，冬日的寒气耀武扬威地从砖瓦中渗透进来，笼罩着他，一丝一毫都不放过。白玉堂睁着眼，看到有月光洒进来，于是将怀里的书一点一点推到月光中。
书本被月光镶了一条银色的边。
白玉堂伸出枯瘦的手指，很慢很慢地翻开了第一页，书皮内页上印着的作者简介跳了出来，晃着白玉堂的眼睛，很疼。
展昭，1928——1968。
四十岁，这位著作等身文采飞扬的文学家寿过不惑而终，一切才刚刚展开片刻的风光便戛然而止了。如同一本精彩的小说读到兴起时方才发现不过是残本断章，有什么人生生毁了后半部。
干脆利落得能听见屠刀斩断骨头的声音。
白玉堂盯着那几行字，盯了很久，直到他不自觉地睡着了。也许他的灵魂和他的肉体已经分割开来，他的灵魂俯视着，静默着，缓缓摩挲那本书，他的肉体则妥协于匆匆年轮，自顾自地安排他的作息时间。
人，终究是要衰老的。
白玉堂在午夜里醒来时吹了半宿的寒风方才停歇。从阁楼的小窗子里望出去，街面空空荡荡，安静得仿佛从未喧闹过。
白玉堂记得这样的街道，燃着一束几近熄灭的火，有诗词文稿的灰片在空中漂浮。
那个时候，天地都是静的。
白玉堂在那段苦难的日子里，发疯似地热爱着这份静，他的灵感在这时如同泉涌，但，他连握笔的资格都没有。
他睁着眼，眼前黑漆漆的，于是便有很多看不清的东西在黑暗里滋生出来，魑魅魍魉，牛鬼蛇神。
也不怕了，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了。白玉堂想，这世上，有些时候倒觉得人要比鬼神更可怕一些。
人心是这世上最复杂又最赤诚的东西，它千沟百壑，又一片丹红，随便什么心思放进去，必定要曲曲折折地出来，随便什么墨水点上去，就会染上大半个。
白玉堂想起小时候长辈骂人的话，被猪油蒙了心，这句话不知怎么就成了批斗的口号，他们这些留过洋的人就是被洋墨水塞住了心窍，一心一意都为着外面。
白眼狼。
造反派指着他们的鼻子骂，跪了一地的教授，没一个敢反驳。那时候，人的膝盖是软的，撑不起来也硬不起来。但白玉堂不跪，他硬得像一块磐石，刀砍斧剁都进不去，直挺挺地站着，凛然得扎眼。他被强令去揭发他的同事，于是他夺过话筒破口大骂，把他平生所能想到的所有难听的话都说了出来。但他终究是个文人，他戴着眼镜，穿着中山装，胸口的口袋里还插着一只钢笔。除此之外，他什么都没有。
棍子抽过来的时候，白玉堂是想躲的，那是人出于自保的本能。但身边有人绊住了他，于是那一棍狠狠击打在了他的腿骨上，打得他伏在地上半天没能站起来，也就此失去了一辈子的挺拔。
是他的大哥卢方。
卢方跪在白玉堂身边，掐着他的脖子按着他，他什么都说不了，只能拼死压住他这个弟弟。白玉堂在疼得满头大汗时看到卢方的眼睛。
——你要活着，就得挨打。
过刚易折，不只是说说而已。
白玉堂这四个兄弟，最老成的是大哥，二哥沉默寡言，三哥莽莽撞撞，四哥机灵圆滑。他们把自己的傲气都分给了白玉堂，护着他这个脾性，随心所欲地活着。可惜的是，他们都后悔了。
卢方说，兄弟五个里，也许白玉堂会最先走。
白玉堂在黑暗里笑了笑，没想到的是，他活到了最后。
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只有你没死。
白玉堂想，那一棍子一定是抽走了自己所有的傲气，没有了傲气，白玉堂还是白玉堂吗？
“只要白玉堂这三个字放在那里，不黑不脏，你就是白玉堂。”
说这话的人是个爱笑的，笑起来春风满面，听说，他到死，都是笑着走的。
一九七八年，白玉堂被平了反，从监狱里放出来，那时他已经年近半百，在监狱里被折磨了数年，苍老得像花甲之年，他穿着破旧的衣衫，头发胡子白了一大半，拿惯了钢笔的手上都是做苦工的老茧，看起来似乎被改造得不错，一丝封资修的气息都没有了。
白玉堂拄着自己的拐杖，一路从上海赶到常州，他要打听个人。
四个哥哥已经走了，接二连三的，甚至连悲伤的缓冲都不给白玉堂，于是对于他来说这世上最让他挂心的就只剩下一个人而已了。
他下了火车，阴雨连绵，雾云缭绕。白玉堂发现常州还是那副样子，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大字报被撕下去了，标语也摘了不少，秀丽的城市慢慢变回原来的样子，端庄典雅。
白玉堂踩着雨，深一脚浅一脚地走，问了很多人，听了很多事，最后七零八碎地拼在一起，只有一个结局。
展昭走了。
他想问，他走的痛不痛苦，他走的安不安详。最后他还是封了自己的口，徒增烦恼罢了。
白玉堂没去展家老宅，他怕，他怕看到断壁颓垣残砖断瓦，在南方的阴雨天里，长出一丛丛碧绿的青苔。
他逃也似地离开了常州，慌慌张张的。
白玉堂换了个姿势躺在地上，闭上了眼睛。

再后来，就是春节了。
2000年的春节十分热闹，人们说，这是千禧之年。
时间的年轮转过了千年，迈了很大一步。
白玉堂在阁楼里窝过了自己的七十大寿，窝过了元旦，一直到春节。
卢珍拎着酒闯进他的屋子，把他从阁楼的书堆里拽出来。然后他按着他这位叔父坐在餐桌旁，又给他做了一顿象征性的年夜饭，最后卢珍倒好了酒，拿出了一样东西，说了一句话。
“老二年前回了趟常州，这是他从展家旧宅带回来的。”
白玉堂转过身去，慢慢地翻看了看那个东西。他忽然电击一般战栗起来，伏下身去仔细抚摸那物件的每一处。
那是一份手稿，字迹潦草，纸质枯黄，就像一卷落叶，脆弱而廉价。
白玉堂捧起那份手稿，将它压在脸上，他的动作十分轻，仿佛手中捧着的是名人字画，古董真迹。他又轻轻地把它放了回去，再不敢触碰一下。
那是展昭的手稿，满篇都是他的字迹。展昭写作情至浓时笔尖常常将稿纸刮破，有时又会有大滴的墨水晕开一片。
白玉堂认了出来，那手稿上的每一个字就都变成了细细的针，扎得他的心千疮百孔。
“展家要被拆了，五叔，展家要拆了。”
卢珍摇晃着白玉堂的手臂。
这份手稿竟成了展昭留在这世上的，最后带有他痕迹的东西。
空空而来，空空而去。
白玉堂睁着双眼，眼前一片浑浊。
那是积压了三十多年的泪，它们逼在他的眼眶上，摇摇欲坠。
白玉堂颤抖着去翻稿纸，终于在最后一篇前失了力气。
盼乌头马角终相救。
他放声大哭，像个孩子。
从那个年代趟过来的人，或多或少是有些疯的，白玉堂想自己终于疯了，整整晚了三十年。
年，过得很快。
白玉堂听了几声噼噼啪啪的鞭炮，吃了一顿煮得囫囵的元宵，正月十五，便也过去了。
眼看着进了三月份，天气和暖起来，草叶开始发芽，万物复苏，欣欣向荣。
一切都是美好的，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纪，历史的尘埃都落了下去，生活还要继续。
白玉堂发现自己开始忘记事情，刚刚放好的东西，吃过的饭，洗过的衣服，似乎只是一眨眼就忘了个干干净净。他有些慌乱，但想了想，毕竟七十有余，于是便释然了。他想，自己终于是变了，变得随和，变得平静，如同耗尽了所有力气的愚公，拄着锄头坐在山脚下，开始思考自己初衷的对与错。
一腔热血在岁月的打磨中冷却了。
零几年的时候，电视台开始着手制作一档纪录片，记录那些消失在古旧书籍中的大家。白玉堂接到了采访的请求，欣然应允，他很喜欢这个节目的名字——先生。[注]
学士年长者，故谓之先生。
他在工职上时，很多人叫他老师，很少人叫他先生。先生这个称呼，脱口而出便带着一丝遥远陈旧的恭谨气息，严肃得有些不近人情，使人联想到一位永远板着脸擎着戒尺一言一句极为严苛的老儒生。但对于白玉堂而言，这两个字所涵盖的那一份回忆是常州六七月份的天气里那人拍在自己肩头一本书稿时附带的一声揶揄:“白先生。”
人老时会忘掉眼前想起过去，不假。
约定好的那天，节目组早早来到了白玉堂家，替他梳了头发，整理了屋子，当一切妥当，白玉堂坐在以一棵君子兰为构图背景的圈椅上时，他看见化妆师手里的镜子，看见镜子里的那个人，穿着蓝色的唐装，白发齐整，戴着一副花镜，一位完美的睿智老者，只有那双眼睛，透过镜片层层厚度能隐约看见一个名为白玉堂的青年意气风发的样子。
白玉堂看了好久，直到采访的记者叫醒他，他回过神，觉得耳畔朦朦胧胧，记者便把自己的问题又问了一遍。
“您能说说展昭，展先生吗？”
展昭啊……
匆匆四十年的光阴里，白玉堂来的突然，去的仓皇。他一脚踏进展昭的世界，破开了好大一个口子。他用自己去填，去补，两人便越缠越紧，越绕越密，再也分不开。
从好友到伴侣似乎只有四五年的时间过渡。现在看来如同展昭早早料到了自己的未来，于是压缩了一切时间一般，急急忙忙地拉住了白玉堂。那个时候，两人正当年少，很有资格挥霍青春，他们便窝在阁楼里，读一些绮丽的诗，讲一些抽象的画。时间就在自制烟圈的烟雾中一点一点被撕碎消散了。
白玉堂沉默着面对摄像机，他所能想起来，只有这么多。
他不知道展昭的童年是何模样，也不知道他的成就来源于何，甚至于他死，他都是置身于外的。他与展昭的联系，摘除那一份仍不为大众所认可的感情，干净得如同陌路。
白玉堂静静地坐着，一言不发。
太阳躲过了一片遮挡住它的云，执拗地照射进屋中，君子兰的叶瓣绿得幽深，将阳光切割得四分五裂。
老座钟响了，声音在一片静谧里很是突兀。
“您能评价一下展先生的一生吗？”
白玉堂终于动了，他低着头，目光向下，背脊靠在椅背上，仿佛一瞬间苍老了很多。他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
他搜肠刮肚，剖开心肺，他绞尽脑汁，冥思苦想，终不得一字一句，展昭于他，竟是一片空白。
白玉堂想到黄娥那一方素帕，情至深处，无字能言。

节目很快播出了，每两集讲述一位大家，或是文学或是绘画，在一方领域颇具地位。白玉堂一天一集地看，有很多熟面孔，隔着一层屏幕，成了被追忆的先生。
白玉堂想，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活了下来，如今看到这个，就好像见证了历史。他笑了笑，继续看着。
展昭是节目的最后两集，收了尾。他的资料实在太少，没有亲人，学生也不多，少数的几个好友在世的也寥寥无几，书稿文件照片大都灰飞烟灭了，印刷出版的书是后人重新整理的，与他似乎也谈不上有多少联系。
如果没有这个纪录片和那些书，等这些老友们故去了，是不是不会有人还记得展昭此人？
白玉堂搓了搓发木的手指，心惊胆战，他差一点就弄丢了展昭。
这两集属于展昭的纪录片，很短。节目组找了很多人，像白玉堂当年一样，零零碎碎地把展昭的一生拼凑了起来。又不知在哪里找来了一张展昭年轻时的照片，拉伸放大，占据了大半个屏幕。照片上的展昭穿着长衫，站在一棵松树旁，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白玉堂伸出手，摸到了冰凉的屏幕。
影片过了大半，没有白玉堂的镜头，白玉堂估计自己应该是不会出现了，毕竟他只说了那一句话。但在影片的结尾，节目组给他留了一个镜头，半身在阴影里，随着座钟的钟鸣，喃喃自语。
人生实难，死如之何。
白玉堂忽然觉得很累，便闭上了眼睛。
眼前一片漆黑，接着又出现了很多画面。有很多人，也有展昭，声音嘈杂混乱。白玉堂想，自己听展昭的学生说，同事说，好友说，说了那么多，终于亲临了现场也算是没有了遗憾。他向前走去，拨开人群，那人跪坐在地上，额角有浓稠的鲜血淌下来。他说:“我写文章，不过聊以自娱，没有误导民众的意思。”于是一片声音响起:“他不老实。”那人闭了口，再不发一言。
白玉堂挣扎要向前，但浑身没有一丝力气，被人群推到最后，推进一片黑暗里。眼前再次亮起来，是在一个简陋的屋子里，展昭躺在床上，看着他，眼神有些恍惚。白玉堂整了整衣襟，坐在他床边，拉住了他的手，用自己的手心去捂他冰凉的手背，开口说了自己都意想不到的话:“老猫，你上电视了。”展昭抬着眼看他，似乎很乏累，又垂了下去。白玉堂拍着他的手背，絮絮叨叨:“你的书，我看了大半，有一篇总是不懂……”展昭拽住他的衣角，让他不要说话，白玉堂便静下来。展昭看了他片刻，微笑着转过头，面朝里闭上了眼睛。
白玉堂看着展昭的胸膛一点点归于平静，忽然恐慌起来，他丢了他的猫。他站起来，在屋内转了一圈，然后像突然的恐慌那样突然安静下来，拿过桌上的灯重新坐回床边，拉住展昭的手，吹灭了灯。
白玉堂又一次跌进了黑暗里。
这一次，他醒得很慢，从腹部升起的疼痛刺激着他睁开眼睛，一眼看见卢珍哭得红红的眼圈。
“五叔，你终于醒了！”

白玉堂病倒了，他的年龄实在是大了些，任何治疗方式都是勉强续命。
他这一病，人们忽然想起了他，想起了这位有些耿直的老艺术家，他的学生从四面八方涌来，很多人建议他去更好的医院。白玉堂躺在床上摇了摇头，他不想再奔波了。
白玉堂的老家在上海，他横跨了几乎大半个中国来到东北找他插队后就留在当地的侄子，又在寒冷中冻了这许多年，实在是累了。
病来如山倒，白玉堂憔悴得很快，一开始他还是清醒的，每日读上一段时间展昭的书，他很着急，怕读不完。后来没有了精神，只能闭着眼听卢珍给他念，一篇一篇，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再后来，他彻底没有了思考条件。
白玉堂眼前如走马灯一般晃过他这一生，他的五个兄弟，学古人结义金兰，一个头磕在地上，未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也不得同年同月同日死。他的启蒙老师，叫做夏玉奇的老人，也是留洋回来的，常常教他一些他至今都还不会的拉丁语。他的同事，他的学生，纷乱繁杂后，才是展昭。
那天白玉堂聚集了一点精神，看见展昭站在病房门口，穿着他们初见时的长衫，腋下还夹着一本诗集，也许是辛稼轩的，也许是陆放翁的，卷了边，窝着页，被蹂躏得不成样子。他走过来，坐在白玉堂的床边，拉住了他的手。
“走吧。”
白玉堂忽然听到了座钟的钟声，一下一下，晃进他的耳膜，他条件反射一般跟着数下去，终究是慢了一步。
“走吧，追不上了。”
“你的书，我还没读完。”
“什么都慢一拍，真是只呆耗子。”
心电图的线逐渐平直下来，无限延伸。

卢珍整理白玉堂的遗物时找到了那个被他一直小心看护不肯示人的皮包，他打开皮包，里面只有一个日记本，缺了很多页，装订的浆糊和线都开了，坠着零零散散的几张纸，像老人衰老的牙床上最后几颗牙齿。日记本上没有字，只有痕迹，似乎被人擦去了，但写字的人定是十分用力，以至于书底的硬壳上仍能隐约看见一些凹痕，卢珍涂出了字，继而揭开了很多尘封往事。
那份情感，含蓄有度，仿佛只是志趣相投，但在道道凹痕的深处，反复咀嚼，却又有浓浓爱意。这感情在繁华浮世中渺小浅显得如同这点点凹痕，但也如这凹痕一般雕刻在时间洪流里，风吹不散，雨打不灭。
END
注:编的一个纪录片，原型《大师》黄娥寄素帕原梗是怕书信惹祸，这里引申(๑´ㅂ`๑)